配资家论坛用法律逻辑解锁《红楼梦》未解之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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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楼梦》作为四大名著之一，魅力长盛不衰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关注。关于其作者的争论始终热度不减，有研究者及读者发现，书中留存着鲜明的明末文化印记，据此推测，其作者或许是明末清初的遗民，而非乾隆年间的曹雪芹。

从法律人的视角来看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推断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的。无论哪个时代的作者，都要具备所处时代的法律常识，这些常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写作，即便是小说创作，作者的想象也要符合当时法律的逻辑与社会规范。

诸多细节表明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非常熟悉雍正、乾隆时期的礼法规范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作品中主要人物对表亲联姻的态度。

古代中国的法律对表亲联姻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，唐代法律本不禁止同代姑表亲、姨表亲结婚；宋代开始出现变化，明清时期，法律明确禁止表亲联姻。《大明律》《大清律例》中均有明确规定，“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，杖八十，并离异”。但古代社会缺乏有效的人口统计和婚姻登记制度，国家难以直接干涉个人婚姻并起到实际效果，所以婚姻的缔结大多依据习俗。在当时，很多地方都有表亲联姻的习俗，这就形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，对于婚姻这类关乎民生的大事，国家法的实际效力往往难以充分发挥。

清朝初年，蒲松龄所著《聊斋志异》中，《寄生附》《婴宁》等篇章都涉及表亲恋爱，国家法中关于表亲联姻的禁令对主人公的恋爱形成障碍，主婚家长的态度也明确体现出对表亲联姻禁令的了解与敬畏，这种描写清晰地反映出蒲松龄对当朝礼法的熟悉与尊重。但在《红楼梦》中，完全没有此类顾虑性描写，似乎作者不曾顾忌表亲联姻的禁令。

表亲联姻引发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，不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，也容易出现强制恩爱夫妻离婚这样不合情理的司法判决。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清廷颁布定例，放开了表亲联姻的禁区，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修订《大清律例》时，将雍正定例纳入律文，表亲联姻自此合法化。此后，在表亲联姻这个问题上，清代国家法采取不干涉的态度，由民众根据习俗自主选择。因此，《红楼梦》中公然描写和歌颂表亲间的恋爱和婚姻，足以证明其是在乾隆朝之后完成的，而非更早的明末清初。

另外，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八回描写了贾府解散家班，“又见各官宦家，凡养优伶男女者，一概蠲免遣发，尤氏等便议定，待王夫人回家回明，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”。第七十七回，几个留在贾府的伶人再次被驱逐。这些描写都是对当时社会改革的真实记录。雍正即位之初便推出除豁贱民的改革，禁止官员在家里养戏班，要求女性伶人改业为良。乾隆时期，全国禁止女伶人登台演出，此后便形成男扮女角的男旦传统。《红楼梦》对“红楼十二伶”命运的刻画是对当时社会改革的真实记录，直到清末社会对此控制渐渐松动，女伶才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。

综合这些法律史证据，能够充分证明《红楼梦》是在乾隆时期完成的。至于书中为什么出现了一些对更早时代制度或史实的反映，这是中国古典小说成书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中国古典小说大多并非由一人一时独立创作，由几代多人加工改写是常态。据学者研究，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均为多人历次成书，很多话本、小说也都是在地方戏、民间传说或话本文本的基础上，经多代多个作者陆续改写而成。但每一部作品最终定型并广为流传时，必然有一位承担最终加工整理工作的写定作者。

《红楼梦》开篇对创作缘起的交代十分明确：曹雪芹在一部小规模底本的基础上，“披阅十载、增删五次”，完成了大规模的加工改写，该书原本并无目录章回，也没有诗作，这些均出自曹雪芹之手。曹雪芹并非《红楼梦》的原初作者，而是写定作者，更是对该书成书贡献最大的作者。曹雪芹深谙雍乾时期的礼法规范，他的写作不仅记录了这一时期重大的社会改革，也反映了当时礼法制度对社会各阶层民众生活的影响。《红楼梦》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，为后世了解当时的法律制度与社会风貌，提供了生动的素材。

（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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